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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奇:一场主角缺位的争论

来源:大发 | 时间:2018-08-11 人气:4395
  •   郎顾之争愈演愈烈,从8月16日,新浪网公布的公开叫阵,到今天正好是一个月多两天。这期间形成了三大阵营,分别是支持派、反对派和自说自话的中间派。卷入争论的

      各路英雄出处颇为复杂,海外的、海内的,海派的、京派的,搞经济学的,搞法学的,搞社会学的,同为一个学科又要分“新”和自由主义学派。

      周其仁先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他说“那么多企业搞坏的就搞坏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会紧张。”环顾四周,我们不禁发现,只有各派学者们在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当作一个研究对象在精雕细琢的剖析、争论,本应是争论主角的利益主体们的声音却非常微弱,确切的讲是真正的“缺位”。可以知道的是顾雏军胆颤心虚的“我得捍卫实业家的荣誉”,李东生故作肤浅状的“是谁?”殊不知他们只是这场争论最初的引线而已,所做出的反映也大有顾左右而言他的意味。他们对于这场讨论的意义仅限于此,大家已经不需要关心了。

      我在《以市场化利益分配机制管理国企——从人力资源与货币资本博弈角度分析MBO误区》一文(见新浪财经频道)中提到,企业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体,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失去平衡就会导致问题。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社会、所有者、代理人、经营管理者、员工、消费者甚至合作伙伴等等。企业能否生存、能否兴旺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些主角为什么缺席我们讨论的盛宴呢?这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国家作为税收主体,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培植税源以便获得更多的税收,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效益的提升对它是有利而无弊的,无论企业的所有者是国有,还是民营、外资,对于征税而言是没有区别的。(这里不计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所以,如果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包括民有民营的方式,能够提高纳税额度,那么他在这场讨论中就无需表态,只要作壁上观就可以了。(所以税务局就不会出来掺乎了。)

      国家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要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企业发展的好坏关系到他需要承担的服务成本问题。如果国有企业(也包括其他企业)的发展出现问题,势必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失业率的增长、社会治安事件的增多等等,那么国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为此支付必要的成本。国家对信托公司、银行、证券公司等的破产所采取的挽救手段都是基于这样的角色来承担义务的。为避免付出高昂的挽救成本,就必须在前期采取恰当的措施,包括提供规范的法治环境、采取管制手段等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应当发言。但是,很显然,过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因为法治环境的缺失、管制手段的不当已经造成了损失,现在正在承受着其他利益群体的批评,也因为缺乏可资参考、不乏新意的方案,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现在又没有改正错误的办法,只能尴尬的躲到一边去静观事态的发展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学者的争论一定会为国家带来参考的价值。

      所有者,我们的全体人民一方面因为长期不能切实的行使所有权,如周其仁先生的年轻时代的痛苦回忆(见经济观察报文章)一般干扰了我们参与讨论的决心——赞成又如何,反对又如何,还不是政府说了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益的稀薄,虽说是10余万亿国有资产,净资产如何尚且未知,就是每人摊上千儿八百的,能直接入帐吗?能解决现实的养家糊口的问题吗?于是乎,在生存与自由之间,宁可选择生存。倒是有条件的网民参加了民意调查,或者有只言片语,但是分散的股东的声音是微弱的,意志是脆弱的,并不会吸引多少眼球。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代表——那些有着权威的话语权的学者们去代言了——也不赖,总比没有人替咱说话强,既然有人挑头,咱也正好表达表达,结果是90%以上追随了(见新浪网调查)。

      代理人,确切的讲就是我们的政府,具体而言是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早已明了,就是抓大放小,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此处不累述,但“放小”的过程中,它没有尽到作为受托者的义务去设计途径、维护秩序的事实已经一目了然,所以,如上文所述,应当是正在反思中罢。当然,此次国资委的态度值得赞扬,承认流失是有的,但是改革不会停止,只是相关部门在指定和出台一项政策时,一定会综合各方情况和利益,进行通盘考虑然后再审慎出台,“而绝对不会只代表哪一方利益的”。应该说比较积极而且中肯。我想,作为政策的制订者自然应当是中立而且考虑各方面利益平衡的态度,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同时也无需卷入一场学术的争论,只需从中汲取营养,听取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就可以了。

      经营管理者的“失语”是真正的失语。失语的原因是他们是这场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是利益主体中的重要一方。如是,则只有回避了。这个群体分为几个部分,一种是已经MBO了的,可以视为既得利益者,这其中又分为有点理由的和没有理由的。有点理由的是如联想这样的,操作还算规范,管理层确实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但是,因为规则的缺失和环境的压抑(比如仇富的心态),有些历史细节讲起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高调引发争论,不如低调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反正讲的不是我,不如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即使讲的是我,也只能是低调回应,再无下文。顾雏军、李东生、张瑞敏莫不如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对于企业的发展没有突出的贡献,而是通过投机取巧,甚至是故意做空等手段获得利益的,这时候更是深居简出,避之不及,根本不可能出来说话。一种是还没有MBO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心里打算过了风声再做的,这时候唯恐别人洞窥自己的内心意图,只好三缄其口。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做的,说来复杂,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依仗政府主管部门任命的,在市场上尚且没有衡量出价值的,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机会,这时候选择闭嘴自然是上策。即使意欲开口表态说这事情做得不对,也怕得罪以前的同僚——现在或许正在火上烤着呢;另一类是职业经理人,享受着职业化的优待,比如股权激励、年薪制,业绩直接决定收入,哪有时间考虑这问题?况且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毕竟还是少数,外企的就算不得利益相关者了。

      最可怜的失语者是员工,对于他们而言,企业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企业所有权的变更绝非简单的所有权转移问题,无论过去企业的效益如何,对他们都可能意味着降薪、下岗,意味着可能更加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意味着人到中年要从头来过。如果企业破产,他们会首先得到补偿,但是企业换老板,甚至是剥夺了他们创造的企业,他们也一筹莫展。他们是这场争论中的,彷佛日俄大战中软弱的清政府,看着别人在讨论自己安身立命场所的命运问题却没有表达的权利。最需要说话的其实是他们。剥夺他们权利的一是媒体,总是热衷于社会名流的只言片语,缺乏关注苍生民瘼的热情,不给老百姓说话的机会;二是他们缺乏符合媒体需要的发言的技巧,比如论述严谨、体系完整的鸿篇巨制,比如慷慨激昂、煽动人心的精彩发言。当然,还有参与发言的前提条件,他得有自由的时间,出入于各种讨论场合,对于奔忙于生活的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只能感谢新浪网、感谢们,愿意、敢于为我们的员工——最重要的利益主体放言。

      消费者也是不可忽视的,消费者是国有企业利润的贡献者,但同时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忍受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的垄断之痛,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更无法忍受私有垄断企业的垄断之痛。在供水、医疗等行业形成的新的地域性私有垄断企业已经使消费者苦不堪言。所以他们强烈的反对水厂、医院的改制。但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太大了,有宏观化的取向,所以没有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其实,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员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在各地的企业产权过程中表达出来了。

      社会、合作伙伴等等的利益,更多的与具体的企业相联系,所以他们也无意于讨论如此宏观的问题。但并非他们就没有发言的权利,波音和麦道的合并不是也受到欧盟的抵制吗?如果题目再具体,比如国有铁路能否产权改革,可能参与讨论的就不仅仅是学者了。

      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是最重要的,实现这样的目标才能使相关方的利益最优化,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能需要带有个案化的解决方案。纵使不能个案化,可能也需要分门别类的来讨论其改革路径,总而言之,不要对任何的解决方案一棒打死,但任何解决方案都要立足于这场争论的终极目标:使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社会的细胞,发展得更好,更好的满足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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